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期开学纪念
“一栋楼里”的大学生活
1959年，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还未搬迁至定福庄1号，而是位于现在中央电台旧址旁边的一栋灰色大楼内。一幢马蹄形的大灰楼，一层是食堂，二层和三层是教室，四层和五层是宿舍。最不可思议的是，运动场就建在房顶上。“那时候打排球、踢足球、跑步和跳绳都在房顶上进行，因为只有那一个运动场。”梁姗如说。
1959年是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招生的第一年，梁姗如、胡永贵、姜平章等59级校友在这一年通过高考考入广播学院。当时全校有一千多名学生，设有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三个系。外语系主要教授小语种，很多学生都来自新华社或专业的外语学校，来到广院是为了学习第二外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外语系的历史上，曾经教授过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授课时完全没有文本参考，仅靠声音进行传播。类似的小语种专业不仅培养了对外广播的专业人才，同时也为国家选拔了外交方面的后备军。
设备调试
无线电系则教授广播的发射、收音机的原理和制作等无线电技术课程。梁姗如回忆说，有一次老师让他们班的学生自己分组并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看着桌上满满一堆零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我们组的收音机怎么也收不到音。”梁姗如老人笑着说。
当年的新闻系下设有电视摄影专业，起初共有50多人，在困难时期规模被压缩。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很多地方台都被迫下马，毕业分配工作时电视摄影班的很多学生都分配不掉，于是大部分学电视的毕业生被转入广播台当编辑，直到经济条件改善才被调回电视台工作。
新闻系第一个电视摄影班
在姜平章、胡永贵、梁姗如的记忆里，当年的广播学院每个班都有固定教室，学生们一般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有几个广东来的学生，初次到北方，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坐上火车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就来上学了，结果到了冬天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上晚自习冻得直哆嗦，“学校特别照顾同学们，马上统计有多少人没有棉衣棉被，然后发给他们。”
每个礼拜天的晚自习，所有学生还能围拢在一起看电视，就像现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一样。“当时学校也没有什么硬件设备，唯一比较好的就是每个班配一台电视机”，姜平章说，“这在北京高校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广播学院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年的电视节目尽管没有如今这么丰富，但新闻节目、体育比赛和电视剧都有。那时候的电视剧和如今的话剧类似，演员在现场进行对唱，后头的背景就播放影像。
1959迎新晚会
名师云集的广院
1962年的一天，上课铃响了。胡永贵和同学一道走进教室准备上社会知识课。那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基本上无所不谈，无所不包。胡永贵坐定后，看见从教室外走进一个身宽体胖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鼻子上架着一副大镜框眼镜，目光温和而有神。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当年上课的具体内容胡永贵已很难回忆起来，“但他最后那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刻苦努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除了吴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耿飚、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著名哲学家任继愈、经济学家许涤新等都为广院学子上过课，这些全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云集学校，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温济泽——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59级新闻系的学生都非常敬重这位老师，姜平章回忆说，“我和温老师可以说是忘年交，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我们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温老师年轻时曾在南京进行革命工作，后被国民党抓捕，差点在雨花台被杀害，后来地下党把他救出带回了延安。温济泽成为了延安新华社口语广播部的负责人。当年温济泽和周恩来同志同属一个党小组，温济泽是党小组组长。“后来温济泽担任了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只有他出面才能请来那些著名学者为我们上课”胡永贵说。
当年广播学院还有一批年轻的教师，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就被分配进入广播学院任教，算起来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这其中就有188体育官网：赵玉明教授。1959年，他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就走上了教师岗位，他曾经谦逊地对59级的学生说，“你们是大学生，我们是小老师。”
受一批良师的影响，当年的广院学子刻苦学习，创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了优秀的个人品质。很多同学周末都不出校门，而是待在图书馆看书。每天六点就起床刷牙洗脸，然后早读。当时学校很重视学生政治上的修养，1962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得到消息，拿了凳子和垫子，半夜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队，困了就在地上躺会儿。“那是信仰的力量。”胡永贵说。
对知识的尊敬与追求，对人的关怀与热爱，对信仰的忠诚与坚持，是当年的广院教师打进学生骨髓里的信条，终成为59级校友50年后念念不忘的回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3年秋，正是59级毕业生们刚刚离开校园的时候，他们满怀理想奔赴祖国各地，为新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孙秀锦、樊保安、高蕴瑛等16人奔赴西北边疆乌鲁木齐。孙秀锦，作为当时常年奔波在天山南北少数民族农村牧区的女记者之一，回忆起1965年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记者站时的情景颇为感慨。那年初夏，孙秀锦被派到新源县巩乃斯高山夏牧场采访，“唉呀，那时候哈萨克族的向导和翻译比我还兴奋，他们说那是第一次见到女记者啊！”回想起草原牧场，孙秀锦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高山夏牧场风光旖旎，绿油油的牧草，五颜六色的野花，白色的毡房、羊群、马群，像彩云似的飘浮在草原上，使第一次策马而奔的她忘记了马背的颠簸与恐惧，只见向导和翻译不时向她伸出大拇指说：“加克斯！加克斯！”（哈萨克语“好”的意思）。
可到了晚上孙秀锦就发现，这一天的马背生活就已经把她的尾椎骨周围的皮都磨破了，血水把内裤粘连到皮肤上，疼痛难忍。她回到县委招待所写稿，只好站着写一会儿，跪在凳子上写一会儿。写出通讯《欢腾的夏牧场》。“用现代人的话说，那是苦、累、痛并快乐着。”孙秀锦总结道。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包括孙秀锦在内的59级毕业生们奔赴各地，开展自己的新闻采编事业，其中有成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的张振华这样的新闻事业领导者，也有孙秀锦这样的在第一线的记者。当59级校友再次聚首母校时，当年的年轻人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伴随着共和国历史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内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岁月的安慰。作为中国广播事业的“黄埔一期”，曾经战斗在中国新闻广播事业发展的第一线，固然年轻不再，洗尽铅华，但他们的归来，仿佛重述了那句名言：“老兵不死”。如果一定要再加上一个注脚，希望他们的故事能静悄悄地徜徉在中国传媒大学校园中的白杨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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