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德：自己文科有点基础，就选择了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地理这些科目，根据复习材料，自己基本可以搞定。最要命的是高中数学课本，如果没有老师讲解，单凭自己看，根本看不懂。家境贫寒，也没钱请老师辅导。好在我比较喜欢书，不管什么书，是书我就留着。我在装煤的仓房里发现有一本哈尔滨教育学院1964年编印的《高中数学》。这是一本函授教材，函授以自学为主，考虑到自学的需要，教材对例题的各个步骤就展示得特别详细。每天吃完晚饭，按照教材的顺序，我慢慢啃起来，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学。
复习第一，政治第二，这是程老汉的玩法。1977年秋天，程鹤麟还没成为程老汉，20岁，刚从地处南平市的一座隶属于福建省广播事业局的电台转发台调到福州，任省电视台值机员。局机关就把他们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年轻人留在局机关，负责监管“清查对象”。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程鹤麟的耳朵里，他立马和自己负责监管的对象——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老李谈了一次话：
程：我想去听辅导课，你不会趁我不在逃跑吧？
李：不会，我问心无愧我跑什么？
程：你不会自杀吧？
李：不会，我清清白白不会自杀。
得，小程听课去了，放任老李一个人爱咋地咋地。老李够意思，没逃跑，没自杀，乖乖待在那间小屋里听收音机看报纸，等着年轻的程鹤麟听完课“回家”。
与“文革”期间正常高中毕业、基础较好的的学生不同，任金州的备考之路进行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1977年，任金州已经走过了五年军队、五年工厂的历程。1974年，他从北京电影机械厂转到了厂所属的技工学校担任班主任，兼政治课教师。
任金州：当时大中小学校万马齐喑，谁都不愿意当老师，“臭老九”待遇，知识分子是非常压抑的。我想学习，上大学不成，我通过当老师可以学习，所以只有我去了。教完政治课之后，我就改变了身份，改做学生，坐在最后一排，和技校学生一起学习数学和物理。授课老师们也希望我去听课，因为我是班主任，可以帮助他压阵。就这样，技校两年我把初中到高中六年的课程全补了。上大学是我的一个梦想，当时心中始终有一个情结：一定要上大学。
大学，对他们来说，曾经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而当报考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时，对当时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更是一个既陌生又奢侈的名词。因为当时的国人很少有接触照相机的机会。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一台相机，海鸥四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元钱的他，是个大花销。献血的钱攒了三年，加上点母亲的资助才圆了他拥有照相机的梦想。说到普通人家与摄影的关系，作家方希打了个比喻：上世纪70年代拍照是件大事，借个相机，换上衣裳，拖家带口奔公园拍一天，跟今天去欧洲旅游一趟差不多。
在197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选择“北京广播学院”这个艺术类院校，选择“新闻摄影”这个专业的考生注定会有那么几分不同。无论是任金州的“热爱摄影这门技艺”，岑传理的“宣传真理，传播知识”，刘建新的“爱玩相机”，还是程鹤麟的“摄影好拉风”等各个版本对于“摄影”的初认知，77摄影班同学到底共同拥有哪些先天特质？任金州班长的话一言以蔽之：与77级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相比，在进入这个专业大门之前，他们已经是一群“出身较好，知识面广，视野开阔”的人。
进入一个非凡的专业，必定经受一番非凡的折腾。与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对于当年录取的学生还要进行一轮特别的考核——专业面试。
刘建新：当时就在四川招一个，报名的就是好几千人，光我那天面试就好几百人。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就进了四川广播局的院子，一抬头看见迎门墙上书写着标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结果考试时考官就问了我：你知道毛主席给广播事业的题词是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考官很满意。到了图片分析这一环节，因为我很早就接触摄影，自己也深爱摄影，所以很自信地对一幅林县红旗渠铁姑娘队人物特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考官们也很满意。面试完毕，双方感觉都不错。
因为摄影专业对考生视力有特别要求，那就是裸眼视力必须1.2以上。广西壮族考生黄著诚小时候因打石头仗，把右眼打伤，视力只剩下0.8，另一只视力尚好。为了抓住难得的高考机会，他硬是把视力表上0.8至1.5的几行“E”的方向全记了下来，忐忑中过了面试。有一天，正在工地干泥水工的他忽然接到通知，招生办找他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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