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77摄影班比喻成一个江湖，来自浙江的俞建成和湖南的刘惠东显然不属于少林武当大派系，而是独门小道上的少数派。在一个“文革”余温尚在的年代，他们来去自由，保持独立的个性做派显然是奇葩两朵。
俞建成：无独有偶，学校上学的四年，居然还有一个刘惠东和我相似，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们的行为却如出一辙。记得夏天军训时，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趴在烈日暴晒的野地里练射击，唯独我俩在宿舍的房间里悠哉悠哉休闲着。我俩都是学校乐队的，在晚上九十点钟，同学们都想静下来看书，而我俩把铜管吹得无比嘹亮，气得住在楼上编采班的学友们直摔脸盆，可也没人前来当面说我们，而住在我们隔壁宿舍的我们班的同学，当然更不会有话了。
从上小学开始，俞建成同学就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学生，在班里一直当班长，直至高中毕业。到了农村，又是知识青年的小组长。到了工厂，第一年就评上整个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但是进了大学，他似乎改头换面，当了一回后进。若干年后，俞同学将自己的后进总结为体制范畴内的后进，在道德范畴，他一直是一个先进的人。体制范畴中的后进，却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如此地自由自在，这是俞同学万万没想到的。现在想来，在体制内后进的人，属于靠墙站着的，无路可退，无可竞争，于是乎会博得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为难，这样的日子当然好过，这可能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境界。
无论是以小组为圈子，还是以宿舍为单元；无论是主流党干，还是边缘文青，77摄影班的每一位同学和着一个时代与一所大学的律动，演奏出各自人生的哆咪嗦。那些纯真和复杂，朦胧与真实，独属于他们，独属于一个美好的胶片时代。
人生漫长，只此一段。
05.我为什么要赞美你
用影像记录和发现社会；
用行动参与和呼应时代；
用文字迎接和拥抱春天；
在路上，77摄影班曾经和一个于反思中求变的大国一同辗转……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1978年之于中国，就好像1977年高考之于77摄影班，堪称一个大转折的时刻。这一年的中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在做着同一个事情，自上而下叫做拨乱反正，自下而上叫做民主觉醒。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一个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一个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两者尖锐对立，一时间，理论界和政界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文革”虽然结束，但如何评价“文革”？上层的争鸣如黄钟大吕，坊间的动静也从未消停。若把76年天安门事件看做民众意志的初体现，那么稍后的星星画派、朦胧诗、伤痕文学浮出水面，恰恰是民间各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觉醒与反思。77摄影班同样被卷入到这股汹涌的思潮中。
任金州：我们这一代人生于毛泽东时代，是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成长的，同时又切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重创。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面对各种思潮，我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与辨别。
比任金州年龄稍小的另外一位老大哥钟大年，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他的反馈有着一贯的持重。
钟大年：我还穿着老棉裤老棉袄时，交际舞、喇叭裤已经被风行、被礼赞；我还贪婪于巴尔扎克、爱森斯坦、斯坦尼体系这些艺术传统时，星星画派、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等已经强烈地冲击着那时的文艺青年；当我在为终于脱离了政治有一个专业可学而庆幸时，民主墙、三角地、竞选学生会主席一类的政治游戏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线……农民毕竟是农民，面对一个全新的校园生活和变化的时代，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大哥们都在思考，都在观望。和钟大年同岁的叶青醇同学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率性与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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