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业到作品
77摄在校期间，总共获得了两次去媒体一线见习或实习的机会：一次是1979年专业课开始前的媒体见习；另一次是81年毕业前的工作实习。另外，拍摄毕业作品的机会也让这些在四年中拼命苦读拼命积攒经验的小伙子们得到了展示自身能力的平台，几十分钟的长作品让他们尽兴而过瘾。
刘惠东的毕业作品是班里少数得“优”的作业之一。在大家的思维都比较“循规蹈矩”的时候，鬼才的路子往往就出人意料。他拍了当时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模范监狱，回来放映之后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要知道，此类“非常规”题材的拍摄，在创作角度、思想性、政治性方面都是公认的难以把握。
任金州：我记得当时毕业作品在班上没几个优，得优很难，但刘惠东就是优。监狱题材很敏感，拍不好就很有政治问题。但是当时刘惠东选择的角度是监狱对犯人进行改造时的那种人性化的关怀，主要记录监狱如何想把犯人从深渊里拉出来，现在看来，这种考虑和构思是非常超前的。
原来看似“不忿主流”的刘惠东早就熟稔了传媒宣传之道，在心里也早就有了清晰的导向意识、主流意识。更难得的是，他的作品完全不像过去老掉牙的宣传片那样从空洞的说教说起，而是选择了一所监狱，选择了具体的地点和故事，显露出一滴水见太阳的艺术。
任金州：我一直认为刘惠东可能永远是很随意、很自由、很浪漫的，甚至是一个民主青年，他连党都不入，但后来他表现出的主流意识和宣传意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他非常清楚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做哪些事，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做，真正用我们职业化、规律化、专业化的手段去为党为国家做事。
在刘惠东毕业参加工作八年以后，也就是1989年2月，他曾给岑传理写过一封信，信里这样说道：“我常扪心自问，我能从工作中总结出前人尚未归纳的理论？我的观点能超越别人？我能够给别人翔实的启示？结论当然是否定。我常常在呐喊，我们电视新闻的走向往何处去？”
习惯探索和用力思考的人，总是被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长时间隐隐地驱使着。同是付出了时间精力的所学所专，有人将它作为一只饭碗，机械漠然凭之用之；有人将它作为毕生求索的对象，情愿时时为它的兴衰起落潜心着想，这也许也正是工作与事业的区别。
另一个重量级的作品是钟大年、任金州、田广和仇绍强四个人拍的一部长达50分钟的16毫米影片《首都地下城巡礼》。当时的北京市人防办公室为宣传建设成果而找到了刘存志老师，刘老师把这个机会交给了四名学生。
任金州：《首都地下城巡礼》按现在的说法还走过院线，在北京各大电影院都公映过。我们8月份开始准备题材、采访，9月、10月开始真正拍摄，一直拍到11月，12月份抓紧编辑，然后套解说词、套片、合成混录，毕业的时候就出来了。我主要负责前期拍摄、联系场地、组织现场情况，钟大年负责构思本子和拍摄后的编辑，田广写解说词，仇绍强也一块参与。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必须拍一段。后来钟大年还专门跟着刘存志老师去了上海洗印厂冲洗，因为上海在冲洗16毫米电影胶片方面质量比较好。
那次的拍摄总共有6万元的经费，在当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是这几个幸运的准毕业生还在拍摄结束后得到了每人几十块钱的补助。任金州那份补助的下落是——化作一件“大地牌”风衣，这牌子可是当时中国的P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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