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一生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可他偏偏与“九”字有缘：１９５９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是第一批本科生的教师；１９７９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之一；１９８９年，他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任期九年；１９９９年，他又成为广播学院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２００４年４月，他被推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一届任期是五年。今天，赵玉明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如果我能健康地工作到２００９年，到那时，我可以欣慰地说，我把毕生精力都献给新闻教育事业了。”
披苦沥难出名校 倾情广院育英才
记者：从您的履历中了解到，您的初中、高中学习阶段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对您最有影响的人是谁？给您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赵玉明：我出生在山西农村，幼年随经商的父亲迁到天津。中小学都是在天津上的，新中国成立那年正好开始上初中。后来，因为我父亲病了，全家就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天津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１９５４年，高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家，当时父亲已重病在身。但没等到我寒假回去，这年冬天，我从母亲的来信中知道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母亲说父亲已经入土为安了，让我留在天津安心学习。１９５５年１月，寒假到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家乡。因为这年的夏天就高中毕业了，所以，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上学，还是参加工作，挣些钱补助家用。当时我们家的
① 原载王永亮等编著《传媒精神———高层权威解读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访问者当时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博士生。
情况是这样：我父亲不到５０岁就去世了，母亲不到４０岁，家里孤灯一盏，一个大炕，上面躺着四个睡熟的弟弟———最大的１０岁，还有７岁的、４岁的，最小的刚三个多月。我就跟母亲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再上学家里就没法过了。当时，母亲说了一句话：“要能考上，你就接着上，家里怎么也过得去。”我今天回想，这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最关键的决定，恐怕就是这次。母亲当时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那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想，每个人家庭情况可能都不完全一样，但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子女的一生，确实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母亲这句话的激励之下，我坚定了自己的决心：继续念下去，争取考大学。
我母亲于１９９６年２月去世，时年虚岁８０。我对不起她的是，因公务繁忙，未能在她临终前见上一面。在返乡奔丧的火车上，念及母亲的养育之恩，彻夜难眠，天亮前头脑中形成一副挽联：“含辛茹苦六十载，养育五子成人；任劳任怨万千日，培植四世同堂。”悼念之日，我含泪把这副挽联献于母亲的灵前。
记者：对您来说，苦难是最好的大学，而您母亲真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您报考大学面临着哪些选择？
赵玉明：我在天津三中读的高中，这是天津的一所名校，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我从私立的初中考上公立的高中不是很容易的。高中毕业时报考大学不像现在按专业报名，哪个专业好，就考哪个，当时是按系报名。我们学校的风气是奔名校。我的文科、理科都凑合，但因为受语文老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就决定考中文系。最有名的中文系当数北京大学，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北大填到了第一志愿里。很幸运，１９５５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２００多人，天津只考上了几个人。入学以后，我了解到中文系有两个专业：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填表的时候，我填了中文，想都没想过要搞新闻，后来却被分配到了新闻专业。其实，谈到中文，我还知道一些东西；可说到新闻，我连它是什么也不知道。但当时的青年人都有一个信念：作为共青团员，党分配到哪里就去哪里。所以，我就学起了新闻。从１９５５年跟新闻结缘，走进这个圈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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