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后来合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您是亲身经历者，您能讲述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吗？
赵玉明：当时北大５５级的新闻专业有三个班１００人左右。１９５８年６月，
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北大新闻专业全体师生，从燕园到了城里的铁狮子胡同一号，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这里曾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地。当年人民大学有几个系在这里，但学校的本部还是在西郊。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和何梓华等老师也都一起到了人大。人民大学新闻系是１９５５年办的，明年恰好是５０周年，我们虽然是１９５８年合并进去的，但仍算是５５级的，所以我们在１９５９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成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１９９８年，我们这批同学也收到来自北大校友会的邀请参加百年校庆活动，成为“北大加人大”校友。能够得到两所著名学府的共同承认，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
记者：我看过您的简历，在北大、人大的学习时间是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９年，当时正赶上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您受到影响了吗？
| 赵玉明：遗憾的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正常的学习受到冲击。我本人是个读书人，每天过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对政治运动不是很感兴趣。作为一个团员，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当时来说就算一个问题了，加上又说了一些当时不该说的话，当时认为我思想有右倾情绪，于是给了我一个团内警告处分。当然，１９７９年中国人民大学来信为我平反了。 |
我觉得在北大的这两年，认真学习了新闻理论、新闻史、编辑采访课，为我打下了基础。在这里，我初步了解了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和实践。从
１９５５年秋到１９５８年春，在北大的这段时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北大八百日，读书好时光。”
记者：您到了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那里您经历了什么样的教育？
赵玉明：１９５８年春天，北大的新闻专业并入到人民大学。如果说我在北大主要是打新闻基础的话，那么在人民大学则主要就是新闻实践了。我们是
６月份过去的，七八月就到了河北日报社实习。河北日报社实习完了以后，
１０月份又到山西日报社实习。山西日报社实习完以后，就到１９５９年的春天了，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在人大的这一段正好赶上“大跃进”，学校的正常教学受到了影响，我实习的两个报社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记得当时采访大炼钢铁写的消息标题是《守炉餐，伴炉眠，十八次失败心不甘》。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有一个矿山组织工人写诗，写了一万首诗，编辑部来电话叫我连夜坐吉普车到矿山去选诗，结果一篇也没选上。当时在那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也跟着吹了不少牛，今天想来仍然脸红心跳。在这两个报社的实习，一方面，让我真切地感受了“大跃进”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实习生，这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在人民大学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安岗老师，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时兼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他上课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晨《人民日报》刊登些什么，上课时他就讲什么。包括头天晚上《人民日报》处理了什么稿子，中央有什么指示，第二天在课堂上他都给大家讲。等我们下了课一看报，确实就是像老师讲的那样。安岗上课的时候讲过，作为一个记者要“多谋善断”，过了许多年，再看有关《人民日报》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当年毛主席讲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之紧密，别的学校确实无法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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