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新闻路　四十五载广院情

总之，如果说今天我对党的新闻工作、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这些基本的东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想就是在北大和人大打下的基础。

记者：您从１９５９年大学毕业到广播学院执教，至今已有４５年了，有没有什么事情令您特别难忘？

赵玉明：说到第一个难忘，我想广播学院初建那几年的日子是非常值得我回忆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正赶上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就师资来讲，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生，都没有授课经验，并不是很强；就设备条件看，也是非常简陋的，跟现在没法比。尽管条件不好，但是也有不少有利因素。一方面由于院系领导对办学确实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努力为广播学院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当年为了办广播学院，中央广播局副局长周新武同志兼任院长，副院长左荧同志兼任新闻系的主任。这些同志都是老革命、老党员，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业者。在院系领导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老师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另一方面，５９、６０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出身贫寒，考上大学是相当不易的，所以，这些学生学习非常刻苦，他们扎扎实实地学习，收获了知识，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为广播学院增了光添了彩。虽然这批学生学习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条件很不好，但正像后来国际台台长张振华作为校友所写的文章中提到的：“贫困也是财富。”中国有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条件好了，如果不正确对待，反而误了学生成才；条件不好，反而激励学生成才。当年毕业之后，并没有现在的“韬奋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等这些奖项，但他们确实非常踏实，干得非常出色。给５９、６０这两级学生上完广播史的课以后，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学院基本上没有招生，但我并没有闲下来。于是，我就代起了采访课，而且要带实习。那时候学生实习是非常严格的，需要老师跟随指导。我曾经带着学生去湖北武汉台实习，一待就是半年，现在到了武汉，有些人还是一见如故。因为上学时我只在报社实习过，并没干过广播工作，所以当时我是和学生一起采访、写稿的，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实习和锻炼。

６４、６５级的学生又赶上“文革”了，他们的经历大都非常坎坷。今年５０周年校庆，６５级２班校友最近有一次聚会，４０多人回来了３０多人，大家坐下来谈自己毕业后的经历，真是非常令人感慨。５９、６０级的毕业生分配基本上是省级以上广播电台，而６４、６５级的学生分配基本上没有在省里的，大都在县里甚至乡里。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三个难忘是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从１９５９年起我教了３０年本科生，从１９７９年起教了２０年硕士生，从１９９９年起指导博士生，如果能教上１０年博士生就好了，到现在已经６年了。我到外地出差的时候，除了正常的工作任务以外，还特别去看望一下各地的学生。迄今为止，大陆的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我都去过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县市，从海南到黑龙江，从上海到西藏，全国各地都有广院的学生，真是桃李遍及广电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