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教授:撰写《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主要是从教学需要考虑的。我国的广播事业从1923年上海出现第一座电台开始算起,至今也只不过七十多年的历史。在长达一千二百多年以报刊为主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中,广播的历史只是很短的一段。研究它的人很少。我从1959年开始从事中国广播史教学工作起,就曾暗下决心,一定要编写出一本中国广播史来,没有想到的是,我为这个目标竟然曲折奋斗了二十多年,才成为现实。80年代初,我开始着手三件事,第一是多方收集、分类整理了已有的广播史料,特别是开始征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第二,陆续主持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两集)、《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和《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等书;第三,开始构思中国现代广播史的框架,并陆续写成初稿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连载,后来还印成小册子,名曰《中国广播简史》,并被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编印的《全国新闻系统测试复习提纲》指定为参考书目之一。1986年经修改充实后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为名印成内部教材使用。第二年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至今包括再版重印,印数已达两万册以上。这本书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1990年主办的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中曾荣获二等奖。
方汉奇教授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正是受他讲授中国报刊史的启迪,我才倾心于中国广播史的。他把《简史》称作“专著”,实在是过誉之言。论字数,《简史》不过十多万字,只不过因为它是第一部,是填补专业史的空白之作,所以才引起新闻史学界和广播电视系统的重视和好评。
《简史》毕竟是简史,还不足以反映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广播史的全貌,尤其是没有涉及新中国的广播电视的发展。现在我已从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今后将全力以赴,争取尽快把主持编撰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修改定稿。笔者:除了《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您还主持编纂过《广播电视简明辞典》、《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一批专业工具书。这些工具书现在已成为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和研究者了解广播电视不可或缺的案头读物。请您谈一谈这几本书对广播电视工作者和研究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赵教授:编纂《广播电视简明辞典》是1987年提出的,当时我在新闻系担任代系主任职务,主要分管教学科研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广播电视学是我国年轻的、具有蓬勃发展前景的学科,但是直到8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本广播电视专业的工具书,给广播电视的研究人员特别是众多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带来诸多不便。编纂辞典的建议,得到当时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由新闻系牵头,组织校内部分教师还邀请了中央三台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分头撰写了1800多个条目。1989年在校庆前夕,我国第一部中型广播电视专业辞典终于问世了。顺便说一句,这本辞典早已售缺,现在正组织力量加以充实、修订,大概今年新版的《广播电视辞典》将会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