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门是一所学校历史文化的展现，对广院有着很高期望值的俞建成通过校门的外表解读着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校门，也许联想到了毁掉的圆明园，透着西式建筑之风；北京大学校门，纯粹的传统建筑，简直就像颐和园的一个牌坊，向世人传递一个讯息：“我就是中国教育界的皇宫！”复旦大学校门，曾经也想复古，但抵不过京邦的原味，只好西化；东北大学校门，受俄式建筑影响，厚重；哈佛大学校门，不求规模，注意艺术细节；牛津大学为了体现海纳百川的教学理念，所以不设校门。而北广的校门，准确的描绘是令人熟视无睹。高考之前，俞建成是杭州一家建筑材料工厂的混凝土工人，天天走进走出的是工厂大门，而如今第一次迈入大学的校门，因为那扇门的似曾相识，竟也觉得如此的自然。生平第一次踏入北京，踏入北广，从兴奋的期待，瞬间落入平常。从校门复又踏进校园，广院的面积堪称袖珍，广东学生王小幸对于母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校园还没有自己的中学校园大。
广院所在的定福庄位于京城偏僻的东郊，那时的定福庄是真正的村庄，出北京站沿东行，再出了二环建国门之后，立马风景大变，通往广院的道路两旁树木很高，周围都是乡村田野。土气的周边环境、简陋的校门、局促的校园让学子们少了些兴奋，但他们不知晓的是，这所1959年挂牌的中国唯一的广播电视高等学校几乎比他们所有人都年轻。从建校时起，广院一直以位于定福庄东街的西门为主校门，因为门口较窄，很多车开进校门的时候可谓是“挤”着进来，进进出出的班车被戏称为“考茨基”（考司机）。但广院的风范与个性就在于此，正是从这所小小的校园里走出了众多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大专家、开创者和奠基人。和其他高校一样，广院在“文革”中也未能免于政治风暴的侵袭，校园被工厂占用，教室变成了车间，运动场变成了堆料场，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课桌课椅荡然无存。70年代末，当广院和“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相遇的时候，它正经历着白手起家的二次创业阶段。外表不那么光鲜的母校其实就好像历经浩劫之后的中国，期待着和它的师生来一次热烈的拥抱，彼此鼓励，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余义宁：回头看那个冬天，能够记起的细节十分有限，但是有一道门，却牢牢地钉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那是广院的大门。为什么很多细节我都记不起来，却对一道门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近，当我有机会静下心，重新梳理自己的轨迹，我才突然明白，那个影像不仅仅是广院的大门，它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门。是的，在1977年，高考恢复，大学校门重新打开，虽然还处在将开未开的阶段，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从一个激荡的动乱时代跋涉而来，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生命的一个舒缓的出口。
老大哥
矫广礼老师是钟大年进入广院认识的第一个人。3月10日入学报到那天，钟大年一早来到学校，矫老师对他说：“你去接待新生吧。”没有任何交待，好像钟大年就不是新生，天经地义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矫老师对于钟大年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名插队陕北九年的北京知青，钟大年参加高考时已是工作过数年的公社干部。
人际之间不经意的一次巧遇，往往由此建立起某种特定关系，并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带来意想不到的机缘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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