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哆咪嗦
《生活的哆咪嗦》是班长任金州同时期的一幅摄影作业。
任金州：一个盲人老人坐在那儿，两个恋爱青年在他的背后，幸福与不幸，温暖与孤独，来自生活深处的冲突与对立在《生活的135》这张照片上构成对比。朱羽君老师看了以后挺激动，她建议不应该用生活的135，应该把135底下再加三个点，不是激昂的135，是低沉的哆咪嗦，我就加了三点，是低音的135。
行走与发现，在行走中发现生活，也发现着彼此和自我。时代的多重印迹、生活的丰富层次在77摄影班社交与集体生活中渐次彰显。
王政：在大学期间，班长任金州年龄较长，事事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无形中成为大家的楷模。记得在上大一和大二期间，任金州曾两次邀请我到他家，并和他家里人一同共进午餐。由于在他家的饭菜如同今日的饭菜数量和质量，使我为之感动。毕业后，我曾问过任金州：“当时同学们是不是经常去你家做客。”他答：“不是，也就请你去过。”看来是对小弟我的格外体贴和关照。
在王政眼中很是热情大气的任班长，在王桂华同学看来，却有些“守财奴”的架势。
王桂华：上学时任金州和程鹤麟住在同一个宿舍，程鹤麟肯定是遇到了很急的事情，张口向带工资上学的任金州借20块钱。任金州思想斗争了一夜，最后的答复是不借。在毕业30年后，我已经看清楚，看家守财一定要找任金州。
30年后，重提“借钱事件”，班长任金州终于为这个事件解了扣。
话说1979年，徐悲鸿奔马邮票发行，一个小型张就5块钱，文艺青年兼集邮迷程鹤麟心向往之，但就是手中没钱。无奈之下，向带工资上学的任班长求援。
任金州：程鹤麟说借20元钱买“奔马”邮票，当时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家在礼士路，我还得骑车回家拿，就没答应借他。一是当时懒得跑，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想借他，太奢侈了，这邮票太贵了。当时12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最贵的菜才两毛，拿20元钱买邮票，简直太奢侈了！我个人也喜欢集邮，但我自己都不舍得买。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最终没有借钱给他。不过事后我一直抱着歉意怀揣着这份记忆。
对于自己“老抠”习性的形成，任班长的反思很有时代的典型性，这也许是徘徊于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阴影使然。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当时任金州正在上小学，“吃不饱饭，有点钱全攒着”是他对那个年代刻骨铭心的记忆。
任金州：我们小时候用完牙膏，把牙膏皮收集起来，好长时间才攒七八个牙膏皮，将它们卖了可以换几分钱，60年代的广州一两分钱可以买一块木瓜。木瓜是绿的，泡在白醋瓶子里，一般是两分钱一块，用竹子签扎出来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东西，我爱吃醋也是那个原因。老母亲给我钱买一壶醋，五分钱的醋，我抱着醋壶往回走边走边喝，到家以后一壶醋就喝完了。那个时候的一分钱算是珍贵物了，也养成了我生活中“抠”的这么一个习惯。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任班长，显然与程鹤麟同学超前消费的观念截然不同。但班长就是班长，钱可以借，但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若是借钱买粮票吃饭，自己绝对会毫不犹豫骑车回家取钱，而且借出去根本没打算要回；若是买奢侈品，概不出借。
没有借到钱的程同学就这样遗憾地与“奔马”擦肩而过，但也将两份遗憾留在了任班长心中。
任金州：没有借给他20块钱，我觉得很后悔，其实我当时有那个财力；后来，徐悲鸿“奔马”邮票特别值钱，我就发现程鹤麟是很有投资眼光的，而我却没有这样的先见。遗憾有两个：一是没帮到人家，二是我也没买。
这个遗憾可能程老汉早不记得了，他能记得的不是话剧就是美女。
有一次，校方组织77级同学去北京人艺观摩话剧——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有播音班的美女陪同，还能看到自己心中的话剧表演之神，程同学幸福得一塌糊涂。但就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即将结束在一片祥和的大结局中时，那位被程同学视为话剧表演之神的名角把“白头偕老”口误成“白老偕头”，字正腔圆还掷地有声，整个剧场都被惊呆，台上台下霎时间万籁俱寂，空气凝固。散场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播音班有女同学痛心疾首说：哎，现在最难过的就是他自己了。但有谁知道，更有难过者就在身边，面对偶像的失常，程同学怕是有无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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