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金州：当时分工是这样的，由电视系学术委员会牵头策划，钟大年负责全书内容组织、章节设定等，我负责全书运作及与出版社的协调，朱羽君、叶凤英、高鑫、任远、叶家铮等五位老教授每人分别负责一个部分的内容协调与审稿。我们七个人组成《中国应用电视学》编辑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本书的创作。
确定好人员后，七个人坐在一起便开始激情澎湃地探讨这本将会具有深远意义的书的框架，当时的每个人都信誓旦旦，都希望将多年积累的实践与理论经验出版成书，以供教学应用。
任金州：当时，叶家铮到办公室专门找到我谈话，他觉得这本书叫“中国电视学”可能有点大，因为这本书还不能够具有完完全全的学科构架。
的确，电视这门学科操作性较强，电视工作者就好比是手艺人，而电视学的理论也是几代教师从我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和提高的浓缩，不像一些新兴学科的理论那么洋、那么玄。这套书主要也是探讨电视基础理论、电视节目制作与创作等应用性内容。
钟大年：因为电视的理论太土、太直白，我们只好把它叫做“应用电视学”。
终于，他们对这本书有了最终的定位。理想中的电视学应当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应该集艺术性、学术性、实用性为一体。如果仅仅通过这一本书将电视所有的特性传达清楚是不可能、也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够秉承“电视理论应是发展的理论”这一最基本认识，结合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四十多年来的具体实践，总结规律，提出新颖的理论阐述，以供后人借鉴。最终取名为《中国应用电视学》。
就这样，中国电视手艺人们从此有了自己的“手艺书”。
钟大年：直到今天，它仍是全国电视专业教学的基础。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事。
这本书出版以后，因为它的前瞻性与统观性，立刻在电视界产生了不小的轰动。于是，这本书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首先是学校奖，之后是北京市奖、广电部奖，最后还获得了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奖。
任金州：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若想得到人民大学的吴玉章奖是十分难的，我们的这本书也刺激了张颂，他在我们之后立即组织播音系教师写了那本《中国播音学》。
到了1997年，中国电视事业又一次面临着转变，这一年是中国电视的“调整年”。广播电视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外传媒的进入，迫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从业者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便能在国际媒介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任金州：90年代，中国电视事业成长很快。199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东方时空》，电视改革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同样是在1997年的时候，电视系吸纳了一大批年轻的业务骨干，这些年轻人也都跃跃欲试，试图做些事情，为自己，更是为中国电视。
于是，电视系决定，在《中国应用电视学》的基础上，再次出发，再组织全系骨干教师编写一套教材。由任金州与钟大年主编的“电视学系列教程”孕育出炉。
任金州：这个教程也是我跟钟大年讨论最多的，由于这套书的封皮基调是白色的，所以我们管这套书叫“白皮书”。在电视学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跟钟大年还是很默契的，这套书我们在一本《应用电视学》的基础上由集中方式改为分册方式。
初步商定此套教材为20本，一方面可以全面总结归纳近年来电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希望推介电视系的年轻骨干，像刘燕南、张雅欣这些目前在业界已十分知名的教师，当时也都参与其中。但有一点遗憾的是，有三位老师因工作原因没有完成。最后这套书由20本变为17本，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交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而非母校的广播学院出版社，这其中还有两段小故事。
任金州：第一个故事是因为之前跟我们学校的出版社之间出现了问题。
就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1989年版的“电视节目制作丛书”之后，电视系希望将朱羽君、任远、高鑫、叶家铮、叶凤英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对电视系第一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教学成果予以留存，并为其出书。五位老师自然很是高兴，就将多年的心血原原本本交予了出版社。
任金州：这五本书当时都是用手写稿纸的方式爬格子给爬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复印，也没有拿复写纸拓印。
可是，出版社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解释，轻描淡写地将这些珍贵的手稿弄丢了。任远老师跑到出版社翻遍所有废纸筐，终于找到了他自己手写的那珍贵的一半书稿，而其他人的辛苦结晶早已被当做垃圾，打扫得一张不剩了。面对这一心酸的事实，任金州毅然出面协商：出版社必须承认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的话，下本书绝不会在这里出版。
就这样，在多次沟通未果的情况下，任金州兑现了诺言，这一次，拒不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任金州：第二个故事就是当时在北师大出书是能够参评国家奖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那时还不能参评国家奖。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并非一级出版社，电视系若要走出去，就必须通过北师大出版社拿到国家奖项。当时北师大的电视文化研究还属于初期阶段，虽有心却无力，广播学院在这一领域却是当之无愧领先的。
（编辑：王丹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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